当前位置： 电商培训 > 电商培训学校 > 中国信通院全球数字治理白皮书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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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的背景下，数字化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仍蓬勃发展，已成为助力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全球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动能。数字全球化既是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也带来重大挑战，呼唤构建新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随着数字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如何更好兼具效率与公平，协调不同治理主体间分歧，更好推进全球数字合作，既是未来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方向，也对我国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一章：数字全球化及全球治理新挑战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数字化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席卷而来，正在成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推动全球商贸合作、增进全球文化交流、破解当前全球化困境的重要突破口。
（一）数字化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席卷而来
自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全球化进程徘徊不前。国际贸易呈现出疲软态势，年，全球商品贸易出口额为18.9万亿美元，相对年下降了2.8%；服务贸易出口额为6.1万亿美元，与年基本持平。跨境资本流动大幅下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从年的1.41万亿美元降至年的1.39万亿美元；全球跨国并购活动锐减，年全球跨国并购规模总计亿美元，同比大幅下跌近40%。要素的全球流动强度大大削弱，商品、服务、资本等传统要素的全球流动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从金融危机前54%的高峰降至30%左右。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严重萎缩。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年世界商品贸易总额预计将下降13-32％，几乎所有地区的贸易额都会出现两位数下降，世界贸易将陷入历史性低谷。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在年的基础上下降近40%，滑落到近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全球经济衰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多重背景交织影响下，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受阻。
相比商品和资本全球流动受阻，数字化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仍保持高速增长，正在重塑全球化格局。当前数字贸易正逐渐取代传统商品贸易成为拉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年至年，全球数字交付贸易出口规模从亿美元增长到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8%，远远超过同期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商品贸易的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年，全球跨境电商B2C市场规模从年的亿美元上升到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27%，全球服务贸易中一半以上通过数字平台实现。随着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增材打印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化装备将逐步代替人工劳动，生产将更加靠近消费市场，中间流通环节减少，全球产业链不断缩短，以区域化和内向化为特征的国际产业分工趋势日益显现。
数字化驱动全球化转型的四大动因。四一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加快。－年期间，全球共部署了个海底电缆系统，全长超过40万千米；截至年6月，全球已建成逾70万个5G基站，拥有92张5G商用网络，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数量增长至个,还有个数据中心处于计划和建设过程中。10国际海缆、通信基站、大数据中心的快速建设构筑形成了全球一体、互联互通的新型网络，成为奠定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基石。二是跨境数据流动大幅增长。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年十年间，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高达10.1%，预计年数据跨境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价值贡献有望突破11万美元。数据流动支撑了商品、服务、资本、物流等其他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三是数字平台强势崛起，截至年底，全球市值TOP10企业中有8家是平台企业，市值超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达74家，价值总额达8.98万亿美元。数字平台具有“一点接入、服务全球”的特征，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门槛和成本，已成为全球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关键载体。四是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新型数字技术不断涌现，快速向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渗透，深刻变革了国际贸易形态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四大关键因素共同塑造了新的全球生产、贸易及价值链格局，引导全球化向数字全球化转型发展，正在成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推动全球商贸合作、增进全球文化交流、破解当前全球化困境的重要突破口。
（二）数字全球化引发新的全球性治理挑战
数字全球化引发了系统性全局性变革，“数字鸿沟”、数据保护主义、平台资源集中、新兴技术应用、网络安全威胁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家间数字鸿沟日益加深。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数据，年，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高达86.6%，英国、日本等国家互联网普及率超过90%，发展中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为47.0%，而欠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仅为19.1%，世界上仍有近一半的人口没有接触过互联网。根据GSMA报告，目前全球已有38个国家的92个运营商推出了5G商用网络，但许多地区依然在使用2G和3G网络，部分落后和偏远地区甚至无法接入网络，能够通过手机信号连上互联网的区域面积不到地球总面积的20%1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加剧了全球治理格局的进一步分化，成为全球不稳定因素。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数据，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为54%，即世界上仍有近一半的人口没有接触过互联网。其中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高达86.6%，北美是世界互联网最发达的地区，普及率高达95％，发展中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为47.0%，非洲互联网覆盖率最低，仅有35.2％。根据GSMA报告，目前全球已有38个国家的92个运营商推出了5G商用网络，但许多地区依然在使用2G和3G网络，部分落后和偏远地区甚至无法接入网络，能够通过手机信号连上互联网的区域面积不到地球总面积的20%。如何更好弥合数字鸿沟，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跨境数据流动不充分、不平衡，国家间数据流动秩序出现冲突与割裂，制约了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一是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安全顾虑日益上升，限制性政策不断增多。年，全球限制性政策数量超过条,全球范围内数据保护主义态势日趋显著。与货物跨境流动相比，数据的全球流动性仍远远不足。年，跨洲数据流动仅占全部数据流动量的34.1%，而跨洲货物流动占全球货物流动量的44.3%。14随着数据保护主义盛行，跨境数据难以充分自由流动，无法充分发挥其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基础资源和创新驱动作用。二是跨境数据流动方向表现出强烈的不对称性，发达国家是跨境数据的主要流入国。美国是全球数据流通网络的中心节点，其数据流通范围涵盖全球46个国家，流通量占据全球总数据流量的7.2%。流动不平衡的跨境数据强化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数据资源，也进一步激发多国保护数据资源的动力，导致各国数据管理政策出现冲突，割裂的数据流动秩序成为全球性隐忧。
数字平台崛起强化各国对市场垄断、税收侵蚀、数据安全等问题的担忧。一是数字平台崛起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市场格局，大型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自由竞争规则的现象日益凸显，由于互联网平台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同传统企业垄断行为存在诸多差异，因此以传统反垄断规则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垄断规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二是数字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带来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对基于传统经济模式构建的国际税收规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相关报告估计，欧盟传统公司的有效税率为23.2％，而互联网平台在欧盟地区的平均有效税率仅为9.5％，互联网平台与传统企业之间的税费存在严重不平衡，也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担忧和不满。三是数字平台在运营过程中积累了海量数据，由此带来的数据滥用、隐私泄露等问题不容忽视。据RiskBasedSecurity统计，年上半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起数据泄露事件，公开数据达41亿条，数据泄露事件的数量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4%，全球各行业正在遭受高频次爆发的数据泄露事件困扰，数据安全问题正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重要难题。
数字技术在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道德、伦理和社会问题。一是人工智能将代替大量从事重复性、机械性等工作的劳动者，有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据麦肯锡报告推测，到年，全球将有8亿人的工作岗位会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届时，失业将成为各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而普遍的问题。二是人工智能产品和应用尚不具备承担责任的法律主体资格，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安全事件在责任认定和划分上存在极大困难。例如，在自动驾驶领域，由于自动驾驶汽车与传统交通工具存在诸多不同，现行交通事故责任和产品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难以完全套用在自动驾驶汽车上，导致自动驾驶引发的安全事故的责任认定和划分存在诸多困难。三是随着智能算法的不断更迭和广泛应用，由算法带来的算法偏见、“信息茧房”等问题日渐突出，引发人们对算法价值观的争议。此外，年剑桥分析事件揭开了算法操纵公众舆论、干预政治的惊人内幕。算法干预政治行为，将衍生出“新的政治空间”，形成一种“技术统治”，可能会对政府治理和政治运行产生颠覆性影响，成为人类发展所需面对和解决的全新问题。
随着数字化转型加快，网络安全威胁开始从虚拟网络空间向现实物理世界蔓延扩散，经济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一方面，融合发展新领域面临的风险加剧。随着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加快，网络攻击开始向新兴领域扩散。以车联网为例，近年来，针对车辆的恶意网络攻击事件在全球范围不断增长，尤其是针对智能网联程度越来越高的新车，黑客通过蓝牙、WiFi连接、移动网络等渠道可控制车辆点火、油门、刹车等关键电子系统操控，形成潜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增加。在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传统能源、电力、交通基础设施联入网络，成为泛在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有机组成，其系统的大规模集成、互联使得基础设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年上半年，累计监测发现我国境内暴露的联网工业设备数量共计个，涉及国内外知名厂商的50种设备类型，其中存在高危漏洞隐患的设备占比约34%。这些关键系统一旦遭受有组织的高强度攻击，很可能造成运行中断甚至瘫痪，严重危害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和国家安全。
（三）数字全球化下“治理赤字”呈加剧趋势
“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剧烈变化，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抬头，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受到严重冲击，无法适应数字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治理赤字呈现加剧趋势。
一方面，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受到冲击，治理乏力。当前，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双边或者多边贸易保护主义等现象突出，全球治理机制未能解决增长乏力和合作协调的重要问题，低效率与缺乏代表性问题日益显现，难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在全球性合作受阻背景下，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始转向区域治理合作，以补充原有多边机制治理乏力的困境，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碎片化风险。
另一方面，新的数字治理规则尚未建立，制度供给严重缺失。数字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具有跨境性、外部性和外溢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性合作共同应对。但是，当前全球范围内缺乏完善的治理体系和统一的治理规则，在数字贸易、数据流通与保护、数字平台竞争、数字税收、数字货币、数字平台责任、新型劳动关系、人工智能伦理、网络生态、数字安全等诸多重要议题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基于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制度体系、文化理念的差异，提出一系列彼此冲突的治理方案,导致全球数字治理内在困境愈发凸显。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各国数字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却远远落后于数字化变革进程，制度供给不足短板凸显，将严重限制和制约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之道。要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完善能源治理、环境治理、数字治理。全球数字治理聚焦数字时代发展与安全问题，需要全球各方以国际秩序大局出发，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务实化解矛盾，有效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数字全球化新型挑战。
第二章：数字时代的全球治理新图景
数字时代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革引发了新的治理需求。一方面，治理问题日益超越传统地理边界，难以依靠单一国家予以解决；另一方面，数字治理也呈现出明显的外部性，一国的解决方案对他国也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政策协同需求更加紧迫。在各国数字治理诉求具有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协调不同治理主体间分歧，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构筑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体系，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主题，数字时代全球治理的新图景正在展开。
（一）全球数字治理主要议题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和平和促进经济增长，全球主要国家在经历全球秩序重建、冷战下分割式全球治理的历程后，迎来了全球合作的高峰。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均积极参与合作之中，意图通过构建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世界，通过破除贸易投资壁垒扩大市场规模，获取更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不均等发展也随着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而日益凸显，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分配差距成为重要难题。贸易便利化与发展均衡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主题。0年前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跨国贸易的形态也开始发生转变，尤其体现在货物跨国贸易的信息撮合、交易支付、物流运输到清关一系列活动，通过电子政务系统、电子商务平台等线上方式实现的交易比重日趋上升。从具体议题来看，一是确保数字贸易合法地位、解决货物贸易中的电子化问题，如电子签名和认证、无纸化贸易等,推动电子商务活动便利化。二是聚焦发展领域，鉴于数字能力差异加剧了原有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衡，数字鸿沟问题凸显，普遍服务、消费者保护、数字技能培训等一系列问题提上了全球数字治理议程。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数字技术发展产生的数字产品的跨境传输，以及数字化服务的跨境提供日益成为引领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数字经济具有数据化、网络化、平台化、智能化等内生特点，且与传统的经济活动具有本质性差异，数字经济运行的规则存在大量空白。随着数字产品的普及和跨境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比重快速增加，发达国家率先提出了一系列内生于数字经济特征的治理议题，涵盖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计算设施本地化、知识产权、平台治理与中介责任、数字税、人工智能治理、数字货币治理等诸多领域,目前已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焦点。
安全问题日益泛化贯穿数字治理始终。年，美国“棱镜门”的爆发令全球数字治理进入了国际政治的优先议程，网络安全上升为数字治理的优先议题。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突破及其对现实社会的颠覆性变革，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五战略空间”。围绕网络空间中秩序、权力与财富的分配，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立场进一步分化，在网络空间属性是“全球公域”还是“主权领域”,治理手段是政府主导的“多边治理”，还是非政府行为体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等产生了较大分歧，网络空间主权化倾向明显，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色彩加重。随着网络空间概念的不断延伸，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也从由互联网构建的线上空间，发展到与线下经济深度融合的经济社会领域，导致网络与现实冲突相互叠加，安全问题日益泛化。当前，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基本底色，对国际社会构建相应治理规则带来了极大挑战。
总体而言，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影响不断加深，全球数字治理议题也日益超越技术层面的需求，成为既关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国家间产业竞争，又涉国家安全、人权保障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呼唤各方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二）三类机制共塑全球数字治理基本形态
为顺应全球数字治理议题的变化，数字治理的承载机制也呈现出重大转变。多边治理机制、双边和区域治理和以私营部门为主体的专业化治理机制共同塑造了当前全球数字治理格局，以各自方式推动数字领域的全球合作，日益构筑起专业化治理机制与传统机制相互补充的治理体系。
全球性多边治理机制通过新增议程等方式，参与全球数字规则塑造。随着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传统全球治理机制大幅增加对数字治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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