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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年是电商扶贫的试点年,则年就是电商扶贫的快速推进年,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新的明显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电商扶贫的顶层设计初步形成、电商扶贫工作推进力度明显加大、各地纷纷加强与电商平台合作、各大电商平台扶贫策略不断完善、不同地域的电商扶贫探索不断深入,探索形成了诸如甘肃成县、吉林通榆、云南元阳、新疆阿克苏、黑龙江明水等形式多样的电商扶贫模式。但总体来说,电商扶贫尚属于新事物,在思维转变、习惯培养、基础设施、人才培育、视野开拓、力量协调等方面还需要提升。年作为电商扶贫的普遍推进年,未来还应在提升战略地位、改善电商生态、激发群众活力、调整扶贫政策等方面继续发力,推动电商扶贫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
从年起,学界已经开始电商扶贫的研究与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经过调研与研究后认为,贫困的中西部地区运用电商这一载体,会有效促进扶贫开发工作,此后他连续撰文进行呼吁。年底,国务院扶贫办首次明确提出,把“电商扶贫工程”列为年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要求“在贫困村开展电子商务扶贫试点,发挥市场化电子商务渠道的作用,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增收。”年11月9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实施电商扶贫工程”,电商扶贫终于成为当前脱贫攻坚工作的又一重要通道和农村电商发展的又一热点。
电商扶贫的概念与内涵到目前为止,为电商扶贫定义虽有一定难度,但思路还是逐渐清晰的,有待于学界充分讨论以尽快推出。
关于电商扶贫的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教授是较早研究电商扶贫的业界学者,他提出的定义是,“电商扶贫,即电子商务扶贫开发,就是将今天互联网时代日益主流化的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作用于帮扶对象,创新扶贫开发方式,改进扶贫开发绩效的理念与实践”。
国务院扶贫办曲天军巡视员分管电商扶贫工作,他认为,“电商扶贫,就是把‘互联网+’纳入政府扶贫工作体系中”。通过一户带多户,一店带多村的精准扶贫带贫机制,对接城乡广域的大市场,注重农产品上行,促进商品流通,以此拉动贫困户的就业增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共赢。
《电商赋能弱鸟高飞——电商消贫报告()》提出电商消贫的定义,即“通过建设和安装新型基础设施,培育和培养电商生态和电商意识,建立本地化的电子商务服务体系,从而促进贫困人群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手段开展创新与创业,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最终改变贫困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脱贫致富”。
总体看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就是运用电子商务来促进贫困地区家庭脱贫致富,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具体可以表述为:动员政府、电商、生产经营主体和社会各方力量,通过完善贫困地区的相关基础设施,建立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理念和体系,帮助提升贫困地区农户和生产经营者的电子商务运用能力,促进当地农产品及特色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和品牌化建设,方便群众的生产生活,带动就业和创业,增加农民收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从而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一系列举措。
关于电商扶贫的边界与内涵从不同研究角度给出的电商扶贫内涵是不一致的,为了方便研究,可以概括为狭义的电商扶贫和广义的电商扶贫,并界定其内涵。
狭义的电商扶贫,可以理解为电子商务层面的扶贫开发,包括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扶持和带动贫困家庭进行网上销售创业,进行基础知识培训及相应的启动资金支持等;
动员电商平台、电商企业直接参与贫困地区的特色产品开发并组织在网上销售;
改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基础,主要是对贫困村的信息、交通、物流基础加强建设,满足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
强化社会资源的统筹,包括政府推动当地优势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宣传与推广,动员企业与社会各界与农村对接扩大网上销售和农村特色旅游开发等;
电商企业吸纳部分当地就业,带动当地电子商务创业;
电子商务进农村后,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各种便利,如代缴费、网络代购、金融服务等。
广义的电商扶贫,可以理解为延伸到互联网+层面的扶贫开发,除过狭义电商扶贫的六方面内容以外,还包括互联网+金融,多元化解决贫困地区的金融瓶颈;互联网+公益,通过互联网搭建扶贫信息交汇平台,促进社会各方捐助资金、物流,实施相关项目,开展城乡结对,让扶贫人人可为;互联网+营销,通过众筹、预售、订制、领养等方式,促进产销衔接;互联网+农业,从电商的需要出发,倒推产业的标准化、质量可追溯和品牌化进程,等等。
如果说年是电商扶贫的试点年,则年就是电商扶贫的快速推进年,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新的明显的进展。
一、电商扶贫的顶层设计初步形成年11月9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34号)虽然明确提出“实施电商扶贫工程”,但仅仅是一个总体部署;年10月31日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78号)也明确指出“把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但还没有更多具体部署。到年11月4日国务院扶贫办等中央16部委联合出台《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40号),首次系统提出了电商扶贫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明确了三大重点任务和七个方面的具体举措。而稍早于这个时候,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于年10月联合印发《网络扶贫行动计划》,提出实施“网络覆盖工程、农村电商工程、网络扶智工程、信息服务工程、网络公益工程”五大工程,在电商扶贫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互联网与扶贫工作结合的范围。若对照广义电商扶贫与狭义电商扶贫的概念,则这两个文件刚好分别进行了定位,电商扶贫的顶层设计有了整体框架。
二、电商扶贫工作推进力度明显加大迄今为止,国务院扶贫办已经开展三轮次试点,分别是在陇南的试点、依托苏宁的二轮试点和依托京东的三轮试点,覆盖面不断扩大,初步形成电商扶贫的基本工作体系。继年底与苏宁签订合作协议后,年1月国务院扶贫办与京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产业扶贫、创业扶贫、用工扶贫”三大模式,京东将在“十三五”期间投资30亿元,主要用于贫困地区生鲜冷链宅配体系建设;在83个贫困县中选择00个县作为电商扶贫示范县,每年使用10万用工扶贫指标,直接或间接帮助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年5月,由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三家首次联合下发通知,国家投资36亿元,在40个县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其中,明确规定国家级贫困县占比不低于50%,而最终的比例达到了66%。年6月,由国家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务院扶贫提出意见,力争在今后三年内对有条件的余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全覆盖,得到国务院批复同意。年9月国务院扶贫办在甘肃陇南召开全国电商精准扶贫现场会,推广陇南电商扶贫模式。年10月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相关部委在北京举办“电商扶贫论坛”,展示电商扶贫阶段性工作成果,探讨电商扶贫更好的方式、方法。根据商务部通报,已经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县个,其中贫困县61个,占5.6%。
三、各地纷纷加强与电商平台合作农村电商基础薄弱,经验也不足,依托大型电商平台不失为快速推动工作的一个好办法。在国务院扶贫办与苏宁、京东等电商平台先后签约后,各个地方党委、政府也纷纷与阿里巴巴、京东、苏宁及地方电商平台签约,力争借助电商平台的力量加速电商生态的构造,这种趋势在年继续加强。年1月,甘肃省政府与苏宁控股集团在兰州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农村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合作。同月,湖南省政府与苏宁控股集团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农村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合作。年3月,贵州省扶贫办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正式启动丹寨电商扶贫项目。同月,黑龙江省政府与苏宁控股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农村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合作。年4月,江西省政府与苏宁控股集团在南昌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农村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合作。年5月,云南省与苏宁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农村电商及“互联网+扶贫”等领域合作。同月,互联网+精准扶贫高峰论坛暨社会企业扶贫联盟倡议书发布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京东集团与湖南凤凰、湖北恩施等18个国家级贫困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而此前已签约50个贫困县。年6月,山东省政府与苏宁控股集团在济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农村电子商务等八个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年7月,广西自治区与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了县域电子商务建设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以电子商务助力广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年8月,贵州省与阿里巴巴集团深化战略合作座谈会及签约仪式在贵阳举行,继续深化在农村等领域的合作。年10月,山东省政府与京东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在农村电商等方面展开合作。
四、各大电商平台扶贫策略不断完善阿里巴巴在农村淘宝升级到3.0版本后,电商扶贫内容增至8个板块,分别是建设村级服务站点的电商扶贫新基础设施建设、电商平台买卖带来的节支增收、平台开放及农村淘宝村小二招聘带来的就业创业扶贫、蚂蚁金服下沉乡村的金融扶贫、对农村旅游项目开发的旅游扶贫、在线教育平台辐射的教育扶贫、阿里健康延伸到村的健康减贫和互联网公益扶贫,年在阿里巴巴零售平台上有8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超过万元,其中40余个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超过1亿元,网购金额达亿元,节约消费支出超过00亿元。京东则完成近个贫困县的地方特产馆建设,月销售达到万元;扩大了生鲜自营项目对贫困县农产品品牌的推广,累计办地方特产节40多个;探索推出了“跑步鸡”“京农贷”等产业扶贫项目;在全国3个贫困县招聘员工1.5万多人;推出众筹扶贫、消费扶贫等系列活动,推出了50多个县的农产品;还在电商企业中首批加入了中国社会扶贫网。苏宁在83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已建设“OO特色馆”47家,其中线下易购直营店05家、线上易购特色馆4家;精准扶贫到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村级加盟服务站个,覆盖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电商人才培训人数1.5万人次。乐村淘覆盖国定贫困县3个,覆盖贫困村万多个,为个贫困县开设乐村淘“特色馆”,开展一县一品活动,先后推出“武乡小米节”等线上活动。一亩田发挥农业BB平台优势,加大贫困地区农产品信息在线化,提供海量采购信息支持,促进撮合交易,缓解了卖难和中间环节过多问题。中国邮政发挥国家队作用,对贫困地区的快递物流提供终端保障,在全国个县建成91个智能化管理仓库;加大邮乐购平台的农产品促销力度,上线农产品个,销售58亿元。
五、不同地域的电商扶贫探索不断深入在中央和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层面进行试点示范的同时,各地政府也积极行动,加快推进电商扶贫实践。年里,甘肃、江西、广西、贵州等贫困面较大的省份与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商巨头签约,在推进农村电商等方面展开合作。作为全国第一批电商扶贫试点的甘肃陇南结出了电商扶贫的“硕果”,到年9月,全市累计开网店多家,农产品网络销售41亿元;其中,个贫困村开办网店多家,平均每个贫困村1.07个网店,网店销售额3.亿元,带动贫困人口15万余人;电商带动就业5.5万人,其中贫困户1.3万人;电商扶贫对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贡献元。陇南的实践表明,电商扶贫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为更大范围推动电商扶贫实践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吉林通榆、云南元阳、新疆阿克苏、黑龙江明水等县也在探索不同路径的电商扶贫之路。
甘肃成县电商赋能草根,政府完善生态。甘肃成县所处的陇南地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电商为当地农特产品走出大山带来新的路径。从年起,在成县县委书记李祥的“一把手”推动下,以罕见的政府微博方阵为先导,以核桃这一当地特色产品为突破口,以返乡创业青年、大学生村官等为主力,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产品电商运动,成功实现“一个核桃”的逆袭。随后,政府顺势而为,推出了“六位一体”的工作措施,通过与平台合作、新媒体推广等途径,让成县电商从核桃逐渐延伸到多个农特产品,电商经济初具规模。成县实践带来的启示是:当电商的工具与青年这一“大众创业”的主体相结合时,只要有适当的政府推动,就能迅速暴发出生机活力。
吉林通榆政府系统委托,服务商驱动。地处吉林黑土地的通榆县,在发展电商时,面临无人懂、无人干、无路径的尴尬现状。为了找到系统推进的突破口,通榆引入杭州常春藤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注册“云飞鹤舞”公司,承担起电商规划、人才培养、产品打造、平台对接、政策研究等综合电商服务职能,而政府则配套做好资金项目落实和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在短期内实现了破局。其启示在于,贫困地区面临的思维、人才、资源等制约,如果自身难以打破的话,靠引进外力来系统推进,也是可行的思路。
云南元阳让青山绿水上网,探索旅游电商。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井然哲在云南元阳的挂职副县长经历,让元阳这片美丽的地方有了一场与互联网的热切拥抱。通过对当地梯田、古村落、丹霞地貌、民俗文化等优势资源的系统开发,综合运用农产品电商、众筹、旅游电商等工具,让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旅游人数大幅度增加,特色产品上线加速,当地的百姓与产业均受益良多。元阳的启示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贫困地区的追赶现代化步伐空前加速,带给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更多可能。
黑龙江明水联合平台,激活要素。广袤的黑土地,农业条件十分优越,但在电商发展的征途上却显得步履蹒跚,观念、人才等都是重要制约因素。与通榆的请电商“韩信”不同,黑龙江的明水县选择了“背靠大树好乘凉”,在东北地区较早与阿里巴巴签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淘宝下乡。他们先让当地的老百姓享受电商带来的便利,再通过与平台合作,把本地的产品逐渐搬到网上。这种以“下行”带动“上行”的做法,在一些贫困县逐渐成为普遍路径,但现实的问题是,农产品上行的难度远比想象高得多,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式的系统改变,非一日之功可见效。
新疆阿克苏打造电商特产节。中国苹果的优生核心区在以陕西、甘肃为中心的黄土高原上,但新疆苹果却在这些年异军突起,特别是“阿克苏糖心苹果”更是声名鹊起。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率先“占网”“用网”,掌握了互联网时代的主动。他们通过在淘宝上开展苹果等土特产品的节庆式促销等一系列的网络宣传销售活动,让互联网推动了这一地域品牌传播。换句话说,当陕西苹果靠十多年的卧薪尝胆用传统方式打败山东占据中国苹果第一大省的位置后,新疆苹果却借助网络以“轻骑兵”式的奇袭迅速上位。其实践确实让一大批有地域特色产品的贫困县多了一些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想法。
电商扶贫总体还是新事物,从年国家开展试点以来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在推进中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较为集中的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思维有待转变
受制于传统的观念,一些贫困地区的党政领导和企业对电商认识不足,对电商扶贫更是没有概念。现在许多基层干部对电商扶贫仍不清楚,不想干,不会干,还是认为传统的产业扶贫有搞头,救济帮扶来得快,而电商就是网上卖点土特产,不解决什么大问题。对电商带来的促销增收、就业创业、生产生活便利、生产方式转型等作用没有认识,推进的积极性不高。
二、习惯有待养成
如何促使农民主动地参与电商发展,还是有一段路要走。在已经有起色的电商扶贫试点县中,行政推动是必要的,因为在意识观念、发展基础、电商人才等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只有靠政府的强力推动,迅速补齐短板,才能打开电商扶贫的缺口。但是,仅仅靠行动推动而没有普通群众的积极参与,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如何让更多的农村群众感受到电商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如何让更多的群众愿意主动参与进来,还需要在电商惠民生方面加大努力,同时加大典型示范力度。
三、基础有待改善
突出表现为网不通、不快、费用太高,物流快递费用昂贵等。特别是物流的问题,让一些贫困地区的电商很受伤,最初一公里、最后一公里需要自己解决,速度也很慢,关键是物流费用高得惊人,有的地方快递首重常年保持在每单10元以上,有的甚至快递费高过农产品价值,“豆腐卖成肉价钱”,要么价高无人问津,要么价低赔本赚吆喝。
四、人才有待培育
通常表现为三无状态,即县级领导中无人能懂,部局领导中无人会干,具体业务无人来做。电商本来就缺人才,农村电商更缺人才,而贫困地区最缺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是县长想干,无奈有帅无将,无法冲锋,成了一个人的战斗;有的时候是局长想干,县长却没有认识,缺乏有效支持;更多的时候是年轻人也想干,但不知道怎么干,也缺少扶持,有想法没办法。干事创业靠人,电商人才的问题已经成为电商扶贫的重要困扰。
五、视野有待开阔
有的简单认为就是培训几个贫困户的青年开个淘宝店,网上卖卖农产品就是电商扶贫;也有的觉得抱上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巨头的“粗腿”就行,让他们去干;也有的组织几个专家讲讲课,编个规划,拿一点钱,然后交由扶贫办或商务局当做一般工作去推动;诸如此类,普遍缺乏尝试思考和系统谋划。
六、力量有待协同
政府部门有各自为政的问题,电商扶贫业务分散在十几个相关部门,项目资源和工作力量有待整合;电商平台存在各自为战的问题,均自成体系,基础体系投入大,见效慢;统一的扶贫大数据还没有在线化,没有与电商大数据开放融合;社会参与扶贫力量较多,缺乏公共的网络公益平台。
经过年的试点和年的推广,电商扶贫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年有望迎来电商扶贫的普遍推进年,无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企业和社会参与方面都会加强,电商扶贫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拓展。
一、政策继续加强年11月4日国务院扶贫办等中央16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40号)明确指出,“加快实施电商精准扶贫工程,逐步实现对有条件贫困地区的三重全覆盖:一是对有条件的贫困县实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全覆盖;二是对有条件发展电子商务的贫困村实现电商扶贫全覆盖;三是第三方电商平台对有条件的贫困县实现电商扶贫全覆盖”。按照这一政策,年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还会继续向贫困县倾斜,在具体内容上也会突出扶贫。同时,《意见》还明确要求,“扎实推进贫困地区道路、互联网、电力、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电商发展基本条件。到00年,宽带网络覆盖90%以上的贫困村,80%以上的贫困村有信息服务站”。这也预示着贫困县的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会进一步加大。
二、推进继续加速随着电商扶贫成为广泛的共识,在已有电商扶贫实践的启示下,将会有更多的地方推动本地电商扶贫的发展。特别是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希望借助电商的大数据为产业扶贫更加精准提供帮助,而电商下乡带来的网上生活服务进村也在客观上改善了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的现状,这些都预示着电商扶贫会得到进一步重视。
三、内容不断深化从初期追求的农产品上网与生活便利,电商扶贫的内容在实践中不断拓展,不仅仅是电子商务的概念,而是逐渐向互联网+扶贫拓展,互联网金融、乡村旅游在线化、网络医疗、网络教育、网络公益等均在向贫困地区加速渗透,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加快改变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电商扶贫的样本会越来越多姿多彩。即使电子商务本身也会拓展,不再仅仅是网络零售,还有网上批发;不再仅仅是商品买卖,还有服务交易;不再仅仅是国内市场,还有可能对接跨境电商;不再仅仅是“长途跋涉”,还有大量的本地化与OO。
四、主体力量多元在初期以政府推动为主,到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特别是群众主动参与值得。更多的社会力量因为互联网这个载体更加便捷地参与到公益扶贫,也能更加公开透明地看到公益扶贫的全过程。当然,电商扶贫最终要演化为群众运动,让群众享受到电商带来的信息化红利,让群众可以作为主体轻松地参与电商发展,让电商平台、企业、服务商与普通电商从业者可以共享电商发展成果。
五、生态逐步健全电商不是虚拟经济,也不是一个单项产业,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多部门配合,更需要多产业协同,最终形成一个涵盖多产业、多领域的电商生态圈。电商扶贫由初期的点状突破,到最后的普面发展,一定会带动电商服务业、金融支付、快递物流、产业园区等配套发展,电商新经济逐渐形成,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带来新动力。
进一步推动电商扶贫要在放宽视野的基础上,提升战略地位,完善电商生态,激发群众活力,调整扶贫政策。在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电商国八条”中明确要求电商要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要成为“四化同步”的关键性因素。与这一要求相比,目前的电商扶贫,显然格局太小,程度太浅。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拓宽电商扶贫的视野,从更宽广的层次去推进。从“四化同步”的高度谋划,电商扶贫要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四化”融合的层面来做,如果只局限在任何一个层面,电商扶贫工作开展都会变得艰难。同时也要紧扣脱贫攻坚目标,也不能是个筺,什么都往里装。
一、提升电商扶贫在贫困地区战略定位将之作为系统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真正将电商作为发展新动力、新基础设施、新常态下的新型经济业态来深刻思谋;不是作为一个单项工作、单一工程来推进,而是作为重要战略、中心工作,增强谋划的科学性、系统性。
二、在打造电商扶贫生态上下功夫即使马云亲自上手,但青川的电商帮扶计划仅仅是出现了赵海伶等创业英雄,并没有催生出一个电商扶贫的“青川模式”来。电商扶贫一旦启动,一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多部门协调,多领域联动,多要素聚集,形成完备的生态系统,包括“一把手”推动、大量项目资金的推动、优势资源的系统开发、电商主体的培育、电商服务体系的建设等,要有“打大仗、打硬仗、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三、在激发农民群众创造力上下功夫长期的宣传报道,让我们对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产生了偏差性的认识,长期的单向扶助、公益补助,并没有让当地群众成为真正的脱贫主动者。阿里巴巴把农村淘宝模式迅速从1.0版本升级到.0版本,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不能从内心深处激发农村青年的创业激情,使其成为村淘事业的合伙人,而还是简单依托现有门店形成兼业经营,那么真实的运营成效是差强人意的。所以,无论是电商扶贫中的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都要认认真真地走群众路线,细心听取当地群众的真实想法、主要诉求,在把他们变成电商扶贫的主力军上下功夫。只要贫困地区的农民主动参与到电商扶贫,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大踏步前进。
四、加快弥补电商扶贫的短板高度重视电商服务业的发展,重点解决人才培训、网店装修、专业美工、客服运营、市场推广、数据分析等电商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网速慢、资费高”的现状;推进农村物流体系建设,提升物流服务水平;加快电商孵化园区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解决电商要素集中承载地缺乏的问题。加速推进农业物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精准农业,实现农产品质量可追溯,数据可共享,满足消费者对质量与安全的要求,适应电商对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的要求。
五、不断加强人才培养系统的人才培训工程,就是要从培训向培养转变,培训是开几次会讲几堂课,而培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形象地讲,到了今天,我们再不能让我们的电商创业者像当初第一代学电脑的爱好者一样,从BASIC语言和DOS学起,今天电商需要打造一个windows系统出来,他们拿了鼠标就可以上网,这是今天人才培养必须达到的境界——有强大的服务体系来支撑人才的发展。
六、进一步突出精准和实效加快推进电商和扶贫两个大数据系统的融合,实现相互开放,让扶贫工作的基础数据更加清晰、准确并实现实时更新。警惕依然存在的平台冲动,与其花代价自建电商扶贫平台,还不如拿出更多精力去在这些大平台上运作几个好的项目,这可能更符合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期盼。还应突出特色,不能千县一面,同质竞争,而是结合不同电商企业发展方向和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突出特色、因地制宜,注重农副产品上行,实现山货有序上网。
七、需要对扶贫政策进行改革电商提出了政府服务的若干新命题,好多按原有思路是解决不了的。目前的电商扶贫,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工程,而是在实际上跨越了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三大领域,明显具有综合性。所以,扶贫政策也要相应调整,比如到户到人的政策如何体现在电商领域,再比如电商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建设能否纳入扶贫项目范畴,而一些专项资金能不能补贴给电商平台与服务商,还有电商人才培养、产业链整合等新领域,需要研究以什么名义、用什么项目来支持等等。同时,加快开放扶贫大数据,与平台数据、行业相关数据对接,形成更加精准的数据体系,服务电商扶贫。
总之,电商扶贫已经开启了扶贫的又一个新路径,期间的亮点与困难同在,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事物,也是一个亟待加强研究的新课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完稿于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首发于《农业网络信息》年第9期)
来源:魏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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